编者按：刚刚过去的2009年，对于珠三角企业来说，情况实在不妙。年初，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作为“来料加工世界工厂”的珠三角地区，最早受到了冲击，因为无法获得订单，大量企业破产倒闭，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工失去工作。突如其来的“民工慌”不但“慌”了农民工，也引起了国家最高层的高度关注；进入下半年，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复苏，纷至沓来的订单又让企业遭遇了“招工难”。从“民工慌”到“民工荒”，这一年，珠三角地区劳动力市场可谓是“冰火两重天”。
以珠三角地区外向型经济排头兵的东莞为例。这一年，先是年初时金融危机致60万农民工失业、百万农民工离莞；后是下半年订单恢复，99％以上的企业招工困难，有单不敢接。
日前，继2009年初与年中，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对珠三角地区“民工慌”与“民工荒”现象进行了调查采访，并给予了报道后，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本报记者再次走进珠三角，对该地区的企业用工情况进行了调查采访。
珠三角“民工荒”调查·现状
本报记者 江宜航 王月金
“民工荒”在珠三角地区早已不是新闻，季节性用工困难一直是存在于该地区的“老大难”问题。但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发现，与以前的季度性缺工，但劳动力市场供应充足不同，当下的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群体已经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劳动力优势难再。业内人士认为，随着劳动力优势的逐步丧失和民工短缺时代的到来，珠三角地区的企业倒闭与转移速度将进一步加快。
企业：招不到员工 有单不敢接
门口支个广告牌，上面写着招聘的工种及人数，不时，一个或三五个男女青年上前浏览或到门卫值班室询问一番，旋即转身离去，走向另一家工厂。
这是2009年12月中旬，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广东东莞厚街、长安、高 等镇采访时，经常看到的场景。在订单回升的背景下，包括东莞在内的几乎所有珠三角企业都出现了“招工难”，“民工荒”再现珠三角。
“最红火时，公司有7000多名员工，而目前加上已经转型的另外一家工厂，包括公司新招的当地4050灵活就业人员，员工总数还不到1000人。”2009年12月17日上午，在位于东莞市高 镇的东莞泰富电子有限公司，助理经理莫炽锦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招不到员工，公司有订单也不敢接。
据他介绍，泰富公司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室内电话制造商，生产的有绳及无绳电话等电讯产品全部销往海外市场。2008年底，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公司订单大幅减少，最困难时，曾连续几个月都没有一个订单。为了减轻公司的压力，公司陆续辞退了大部分员工，至2009年3月，整个公司只剩下不到300人。
然而，从8月份开始，泰富公司中断了半年多的订单又逐渐“飞”了回来，至10月份，基本恢复到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正常水平。由于金融危机期间大多数农民工被公司辞退返乡，公司想尽了各种办法招工，也无法把用工的缺口补上。
在东莞，缺工的不仅仅是泰富公司，也不仅仅存在于电子行业和高 镇。同一天，在厚街工业园区，浩成鞋业有限公司人事主管杨进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根据他的了解，目前东莞的制造企业，只要还在开工的，至少99％以上的企业都缺工严重。
“劳动力市场根本就没有人了。”据他介绍，从2009年9月份以来，公司不但在工厂门口设立了招工海报招聘员工，同时还委托了当地的多家劳务中介机构为公司招聘员工，甚至还在地方政府的组织下，远赴陕西、甘肃等边远地区招工，但“收效甚微”。
在东莞某人力市场不久前举办的制造业专场招聘会上，480家企业进场招人，招聘岗位达11000多个，而求职人数仅为4100多人，用工缺口超过一半。
来自广东省玩具行业协会近期完成的一份调查报告同样显示，目前广东玩具行业特别是以加工贸易为主的企业，不同程度存在“招工难”情况，普遍缺口在10％—30％，有的甚至高达50％以上。
巨大的用工缺口，让珠三角企业急得团团转。东莞厚街一家鞋业公司负责人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最高峰时公司有1万多名员工，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由于订单长期低迷，公司陆续辞退了近万名员工。然而，当目前公司的订单已经回升到去年同期水平时，却面临着近万名员工的巨大缺口。在此情况下，公司目前只是承接一些附加值略高的订单，利润微薄的订单一律回绝。
来自东莞市劳动局劳动就业服务管理中心提供给本报的数据显示，根据该中心对该市长安、厚街、凤岗、常平、塘厦、高 、石碣等7个镇劳动力市场的监测，2009年下半年以来，随着该市外来订单的逐渐恢复，企业用工需求也随之加大，多数企业出现了“招工难”。
“从各镇统计的入场招工企业累计需求岗位来看，企业用工难呈逐月加大趋势。”东莞市劳动局劳动就业服务管理中心副主任罗自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7月份，7镇累计需求岗位111742个，比6月份增长45％，求人倍率平均为1．38；进入8月份，进场招聘企业累计需求岗位98145个，平均求人倍率上升为1．55；而9月份前两周，进场招聘企业累计需求岗位53118个，平均求人倍率则上升到1．64。
民工：跳槽好时机
仅仅上了一天班，小朱就辞去了刚获得的工作。
2009年12月17日下午14时许，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再次见到朱如成时，是在厚街浩成鞋业公司的大门口，其时，他正在该公司门口的招工牌前认真浏览上面的招工信息。此前，他在该镇一家服装企业应聘时，正好与前去采访的本报记者相遇。
现年23岁的小朱是江西省余干县人。2008年10月，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他所在的工厂因为接不到订单，在时开时停了一段时间后，把工人们都辞退了。在找了几天工作无果后，小朱回到了阔别4年多的江西老家。
2009年12月初，小朱接到村里同伴的电话，他再次来到了东莞，并在同伴的介绍下，进了厚街的一家服装厂，做了一名服装缝纫工。
“虽然服装厂的工作环境和福利待遇比以前打工的工厂要好一些，但我觉得工资还是太低了。”小朱对记者说，以他刚辞职的东莞某服装厂为例，工厂给予他们的底薪为每月770元，如果算上周末和平时的加班费，每个月的收入大约为1200—1500元左右，还是无法实现自己出门挣钱的目的。
他这样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因为吃不惯工厂里的饭菜，他在外面租了一间房子，每个月的租金是260元，如果算上水、电、煤气、卫生、有线电视等各种费用，约需320元左右；此外，吃饭、购物、乘车、加上偶尔去台球室打打台球、陪朋友下下馆子，每个月的开支不下1000元。“也就是说，每个月拼死拼活、没日没夜地干活，挣的工资仅够自己缩手缩脚的开支。”他说。
“至少也得找个一个月能挣3000元的吧。”对于辞职的原因和自己对于工资的期望值，他不假思索地对记者说，“以前都是工厂挑我们，现在东莞民工短缺了，我们也要挑一挑工厂。”
像小朱这样辞职出来找工作的农民工在东莞甚至整个珠三角地区并不在少数。根据东莞市劳动局劳动就业服务管理中心提供给本报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前不久，该局分别在出租屋和劳动力市场对600名农民工进行了一项抽样调查，其中，在出租屋接受调查的400名农民工中，有70人没有工作，由于“收入低主动辞去原来工作”的占41．4％；而在劳动力市场调查的200名求职农民工中，139人没有工作，由于“收入低主动辞去原来工作”的占36．7％。
在当天的采访中，记者还遇见了分别来自湖北的小玲和江西的小艾等3个女孩子，她们也在10天前辞去了原来在鞋厂的工作，结伴出来想找一份“上班时间短些、工作环境好些、福利待遇优些”的工作。
她们告诉本报记者，虽然几乎所有东莞企业都在大喊缺工人、招工难，但工资待遇并没有相应提高。从她们近一个星期在东莞多家企业的求职情况来看，几乎所有企业的底薪都是每月770元，而这正是2008年4月1日东莞开始执行的最低工资标准，“民工荒”并没有让东莞企业增加员工工资。
这与记者在东莞调查的情况大致相同。根据本报记者对该市厚街、长安、高等镇多家服装、电子、鞋业等企业的调查结果显示，除了位于高 镇的日本电产（东莞）有限公司给予员工的月基本工资为800元、略高于当地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水平外，其余接受调查的企业都是按照东莞市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770元／月的标准支付员工底薪。
“这不仅低于长三角地区的一些城市，甚至还低于江西老家的工资水平。”来自江西赣州的小艾对记者说，在她老家，一些从沿海转移过去的服装、电子等企业开出的工资都在1000元以上，并不比这边低，这让她有些想不明白。
她告诉记者，如果几天后还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她们准备结伴去浙江或江西打工，彻底告别珠三角。
事实上，不仅是在东莞，在记者采访的珠三角多个地区，到处都有小朱与小艾们的身影。
12月22日，在记者入住的某连锁酒店广州流花店，来自江西九江瑞昌的黄琴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她是3天前到该酒店上班的，此前一直在珠三角多个地区的服装、电子等制造业工厂打工，先后从事过服装缝纫和电子装配等多种工作，特别辛苦不说，还挣不到钱。
她说，在珠三角地区，不仅是东莞企业给予员工的底薪多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在她此前所打工的中山电子厂，也是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770元支付员工工资，而且企业还不包吃住。即使每天加班，每个月也只能挣到1500元左右，这让她感到生存艰难。
“而服务业就不一样了，一般底薪都在1200元以上，公司还给予安排食宿、交纳社会保险等福利待遇。”她对记者说，以她目前所服务的酒店为例，酒店给予她们的实习期是2个月，实习期间的底薪为1200元，实习期满后，如果被酒店正式录用，第一个月的底薪就将达到1600元，并可享受每月4天以上的带薪休假。
劳动力问题尚未得到应有重视
珠三角“民工荒”调查·应对
本报记者 江宜航 王月金
面对当前的招工困境，珠三角地方政府和企业纷纷谋求应对之策。但业内人士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认为，目前，“民工荒”问题还未引起当地政府和企业的真正重视，劳动力问题还没有摆放到应有的高度。
本地大妈灵活就业救急
“为了解决企业的用工困难和当地农村4050人员的就业困难，从2009年9月开始，我们在当地的一家公司试行了灵活就业制度。”2009年12月17日，东莞市劳动局高 分局局长钟锐球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
据他介绍，所谓灵活就业制度，就是针对当地农村4050就业困难人员，上有老、下有小，有家庭需要照顾，无法正常上班的特点，在当地有迫切用工需求的企业开设“本地人车间”，对他们实行弹性工作作息制度，允许他们上午提前一个小时下班，下午推迟一个小时上班。
谢大妈就是这样的灵活就业人员。现年51岁的谢大妈是高 镇人，自从孩子出生后，除了偶尔从附近的工厂接些手工活回家做做，她基本上一直赋闲在家。2009年，孩子考上大学后，她更加空闲了下来，有一次，她看到附近的工厂在招工，于是进去报名，但工厂要求她每天工作时间至少在10小时以上，最终还是放弃了。
2009年9月，村里干部告诉她，村里准备组织一批像她这样的4050人员到附近的工厂去上班，每天只需要工作7个小时，工资是每个月1150元。她当即就报了名。
记者见到她时，是在2009年12月17日上午11∶30许，当时，她刚从东莞泰富公司下班，准备回家做中午饭。据她告诉记者，她所在的东莞泰富公司“本地人车间”还有120多位与她这样需要照顾家庭的灵活就业人员。
目前，她们的工作时间为上午8∶00—11∶30，下午13∶30—17∶00，每天工作7个小时，比公司其他车间的工作时间少了一个小时。此外，她们每周只需要工作6天，而且晚上或周日是否加班完全由她们自己决定。
“这只能是一种暂时的救急措施，要彻底解决用工难问题，还需要企业通过提高工资福利待遇，并通过人性化管理，使工人招得进，留得住。”钟锐球说。
劳动力问题尚未得到应有重视
对于目前珠三角企业所处的困境，日本电产（东莞）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业务部长华冈忍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认为，政府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他告诉记者，在他不久前代表公司参加的有该市副市长出席的东莞外商会议上，大家提得多的依然是土地纠纷与税务等问题，劳动力短缺问题还没有引起政府层面的警惕，也没有摆放到应有的高度。
他说，目前东莞的企业多采用包吃包住的用工模式，这种模式虽然具有速效性，但从长远来看，却十分不利于企业的发展。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东莞目前上市公司数量与经济总量非常不匹配。公开数据显示，2008年东莞GDP在广东全省排名第四，但是该市的上市企业只有5家，在广东省排名第七，而且东莞企业在中小企业板上市数目为零。
“如果不能尽快改善员工的工作与生活环境，东莞企业的用工困难还将进一步加剧。”华冈忍认为，十七八岁的年轻人对世界充满了好奇，但他们的世界观还未形成，企业除了要大幅提高他们的工资水平外，还要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教育他们不要辜负父母的养育之恩。
劳动力市场进入短缺时代
珠三角“民工荒”调查·原因
本报记者 江宜航 王月金
从一年前农民工找不到工作的“民工慌”，到目前农民工辞职找工作、企业招不到工人的“民工荒”，短短一年时间，珠三角的劳动力市场经历了一次截然不同的转变。对此，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的相关人士表示，中国廉价劳动力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求职主体发生变化
“从表面上看，经济回暖、订单回升是此次招工难的导火索，但背后的根本原因，是廉价劳动力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宏观处处长、研究员谭炳才日前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认为，与劳动强度不成正比的低廉工资，对农民工越来越没有吸引力，这是导致“招工难”最直接的原因。
他说，“民工荒”在珠三角地区并非首次出现，早在五六年前，珠三角地区便开始出现招工难，只是金融危机后的此番招工难，使得这一问题被放大，更加引起了社会关注。
“与以前相比，这次的‘民工荒’有一个现象应该引起关注，那就是求职群体的年龄出现结构性变化。”来自河南、曾为大学教师的浩成鞋业人事主管杨进对于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有着更为深切的体会。
他说，目前，新求职人群70％以上都“80后”、“90后”的农村新青年。与第一代农民工大多只有小学或初中文化，背负着沉重的家庭负担，其打工的目的就是养家糊口不同，现在的农民工大多为80后或90后，与父辈相比，他们大多有着中专或高中文化，除工资薪酬外，他们更加注重对职业前景的选择。
“客观地说，新一代求职群体的诉求，是对上一代农民工承受的用工模式的纠正，这些诉求应该引起用人单位的高度重视，并将成为推进社会公正和平等的力量。”他认为，要改变目前招工难的局面，企业和政府都应严格遵守和执行相关法律法规，不能再把廉价劳动力作为自己发展的动力，而应从根本上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金融危机造成农民工流失
“除此之外，金融危机导致珠三角地区农民工大量返乡，也是造成目前珠三角企业用工困难的重要原因。”东莞市劳动局劳动就业服务管理中心副主任罗自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2008年第三季度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因工厂倒闭或企业开工困难遭工厂辞退而离开东莞的农民工超过60万人。目前，这部分农民工大多数都还没有回到东莞。
他说，根据多年流动就业的惯常情况，每年第一季度集中在春节后 是劳动者外出求职的旺季，也是企业用工需求的旺季。但受金融危机影响，今年（2009年）春节前，大部分企业都搁置了新一年的用工计划，部分企业在当时困难的情况下甚至有意让员工自然流失，一些企业还继续出现裁员；（春）节后，由于经济前景不明朗，企业不敢贸然招人，错过了求职旺季。
“从劳动部门的企业用工备案情况来看，2009年第一季度末，在东莞劳动部门备案签订一年及以上劳动合同的外来员工314．4万人，比2008年第三季度末的378万人少了64．4万人。”据他介绍，2009年下半年以来，在全球经济回暖、国家及广东省有关稳定企业政策措施实施效应的带动下，东莞企业订单快速回升，企业用工需求随之加大。在目前企业出现恢复性增长，需批量急招员工时，又出现了招工难的情况。
他说，季节性用工在东莞是一直存在的“老大难”问题，在往年企业订单充裕的情况下，一般10月份也会进入生产旺季，企业增加用人，而通常10月份以后则是外来农民工求职的淡季，因而每年这个时期都会出现用工紧张情况。
工资水平普遍偏低
“从高 镇的情况来看，企业‘用工难’的根本原因在于工资水平偏低。”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东莞市劳动局高 分局局长钟锐球表示，虽然高 不少企业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用工难，但从各企业的缺工情况来看，工资水平低的企业缺工较为严重，而工资水平高的企业，缺工状况相对较轻，个别工资高且待遇好的企业不仅不缺工，农民工还要排队等候求职。
对此，一位来自湖北、在该镇某橡塑企业担任车间管理的伍先生表示认同。
“‘民工荒’与珠三角地区工资水平长期偏低有很大的关系。”他告诉记者，近10年来，珠三角制造业工人的实际工资都没有根本性提高，加之生活成本加大，导致多数农民工不愿到工厂干活。以东莞的鞋业企业为例，如果按照8小时工作制计算，很多工厂月平均工资实际上只有700多元，而且这些工厂根本就没有8小时工作的概念，员工普遍上班时间达到12个小时以上才能够拿到1000元左右的收入。
他说，1000元的工资基本上成为了目前珠三角地区企业自我衡量的一个标准，月收入低于1000元的工厂招工普遍困难，而工资待遇高于1000元的工厂招人则相对轻松。
这也与本报记者调查的结果基本相符。在记者重点调查的东莞厚街、高 等地7家企业中，只有位于高 镇的日本电产公司给予员工的基本工资超过了东莞市政府制订的770元的最低工资水平，为每月800元，与此相对应，该公司“用工稳定，没有出现招工难”。
“不是企业不愿意为员工加薪，而是目前全球经济刚刚好转，企业获得的订单大多是中短期的急单，企业从中获取的利润十分有限，甚至还有的要亏本，且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因此不敢大幅调高员工工资。”东莞某企业负责人对本报记者说。
将加快珠三角制造业转移
“劳动力优势在东莞基本上丧失殆尽，根据我的分析，鞋业企业在东莞的生存最多还有2年时间。”12月17日下午，在东莞厚街工业园区，一家用工规模最多时达到上万人的鞋业公司负责人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尽管这些年珠三角地区企业的工资标准几经调整提高，但是1000多元的月收入对于现在的农民工来说，已经没有太大吸引力，“民工荒”将成为制约珠三角企业进一步发展的最大因素，并将加速珠三角企业倒闭或转移步伐。
他说，随着国家惠农政策的不断出台，越来越多的第一代或第二代农民工纷纷选择回家种田或创业；与此同时，在国际国内大环境影响下，越来越多的沿海企业开始向内地转移，与珠三角地区接壤的江西、湖南、四川等地成为了这些企业的主要承接地，作为珠三角地区农民工主要来源地的这些地区的农民，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够实行就地就业。
他认为，在产业结构调整和整体经济恢复的双重压力下，此轮“民工荒”应该成为珠三角加快产业升级和转变用工等发展模式更为紧迫的驱动力，迫使珠三角政府和企业认真梳理和反思在多年快速发展中用工模式积累下来的弊端，并将对珠三角地区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