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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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调查（上篇）
　　编者按
  孩子的问题永远关乎未来。当身居都市的人们在为孩子怎样才能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而烦恼时，“农民工子女”——这个我们熟悉而又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群体，正在渴望着父亲爱母亲疼，期盼着能有一张安稳的书桌，在汲取知识的同时，享受心灵的润泽。
    随着城市化进程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传统的乡土社会不复存在，我国进城农民工数量已超过２亿人。这2亿人的背后，有7000多万他们的孩子，这其中包括跟随父母在他乡的1400多万随迁子女，5800多万留守儿童，其中4000多万年龄在14周岁以下。他们一边连着乡村，一边连着城市；一边连着艰辛，一边连着希望；一边连着昨天，一边连着明天……要为这7000多万名孩子守望美好的明天，让他们充分享受受教育权利是最重要的一环，因为教育的重要意义怎么提都不过分。然而，发生在农民工子女身上的有关教育的故事如此沉重，以至于每一个思考这个问题的人的心情都不会轻松。
  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成为现时期我国义务教育新的难点和薄弱环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努力解决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然而，随迁子女难以融入公立学校，打工子弟学校问题多多，初中毕业基本是城市容留他们接受教育的极限；众多留守儿童普遍存在学业失教、生活失助、心理失衡、亲情失落、安全失保等问题。这一系列问题是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的产物，解决起来不可能一蹴而就。
  推进城市化与保障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益的双赢，应该成为全社会不懈的追求。关注这一群体，正是我们报道的初衷所在。从今天起，本版推出《聚焦７０００万农民工子女教育现状》系列报道，聚焦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上、下篇）、高中教育、留守儿童教育现状，敬请读者关注。

    　对于这些流动儿童而言，初中毕业就是这个城市容纳他们的一个极限。

    “以公立学校为主”在相当多的城市难以实现，如何让这些孩子真正融入城市已经是很大的问题。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子女距离公立学校渐行渐远。

    全北京有300所打工子弟学校，取得政府审批的仅有60所左右。义务教育经费本来是国家承担，但是大量未经审批的打工子弟学校是享受不到这笔款项的，孩子都要缴纳学费，这对收入微薄的农民工家庭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一个地方要被开发，往往意味着在那里蜗居的农民工就要离开，农民工子弟学校也会被拆除，孩子就要到更远更偏僻的地方上学。

    有这样两组数据，一组的数字越小，几乎就表明另外一组数字越大。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发展速度是同期世界城市化平均速度的2倍左右。从20%到40%的城市化率，英国经历了120年，德国是80年，美国是40年，日本是30年，而中国仅仅用了22年。

    这一数据的减少就产生了另外一组不断增加的数字：全国14周岁及以下流动儿童规模已达1834万，全国进城务工农民随迁子女数量达到1400多万。

    毋庸讳言，农民工随迁子女就读难问题逐步凸现，已成为我国义务教育新的难点和薄弱环节。如此多孩子的教育问题如果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将会产生连锁式的负面效应，事实上，这种反应已经在悄然发生着。据北京、广东公安部门发布的数据，城市外来青年犯罪率一直呈上升趋势。

    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现状如何？究竟存在哪些问题？近日，记者在流动随迁子女多达40万的北京展开了调查采访。


    留还是回，这是一个难题

    张丽红和祝敬可都是普通的农民工学校教师，同时，她们还是农民工子女的家长。几乎从这些学校刚开始兴办的时候，她们就投身其中做老师，孩子跟着她们一起上学，十年过去了，如今，他们面临着和第一代农民工家长共同的选择：孩子是留在城市还是回老家？

    对于这些流动儿童而言，初中毕业就是这个城市容纳他们的一个极限，因为他们不能参加北京的高考，事实上，中考之后，就不会有北京的高中会录取他们。按照相关规定，这些孩子只能读北京的职业学校，并且不享受国家对职校生的补助。而孩子要参加高考就必须回原籍，这对张丽红而言，是一个艰难而无奈的选择。

    她的孩子在北京出生，让孩子回去她也舍不得，除了一纸户口，孩子已习惯了北京的生活方式，张丽红担心孩子适应不了老家的情况。

    幸运的是，张丽红的女儿很聪明，成绩很好。张丽红有个小小梦想，孩子读初一的时候就把孩子送回老家，尽早适应当地的环境和教育，然后参加高考再考回北京，在北京读大学时一家人再团聚。她认为这是社会给他们的唯一上升渠道。知识改变命运的道路对她们虽稍嫌曲折，但却可行。

    祝敬可老师也为同样的问题苦恼，但相比其他的农民工家长，这两名母亲给孩子提供的教育已经算好的。很多农民工的孩子都面临着无学可上的问题。

    在北京东部将台乡雍家村的东北亚学校，记者看到一篇学生的作文，上面写着：“我老是换学校，经常有人从车上下来拆我们的屋子，老师哭，我们也哭，什么时候才能安稳地在学校里读书。”

    繁华的三元桥东面是一大片待建楼盘工地，再往东一点就是东北亚学校，紧邻新修建的将台公园，“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拆到这了，大望京拆迁的时候，附近五所打工学校都没有了。”祝老师对学校未来也心存忧虑。

    一个地方要被开发，往往意味着在那里蜗居的农民工就要离开，学校也会被拆除，孩子就要到更远更偏僻的地方上学。“越搬越远，很可能就要去顺义等远郊。”

    记者观察到，一直存活的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区域位置都有这样一个特点：偏僻，交通不便利。如果哪天城铁等公共交通修建到眼前了，也就意味着要被拆迁了。

    农民工服务公益组织新公民组织总干事刘文华告诉记者，全北京有300所打工子弟学校，取得政府审批的仅有60所左右。其余的学校属于“非法”范围，极其不稳定。“义务教育经费本来是国家承担，但是大量未经审批的打工子弟学校是享受不到这笔款项的，孩子都要缴纳学费，这对收入微薄的农民工家庭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不是所有的农民工都能支持这些孩子读书的。”

　　“以公立学校为主”难以实现

    在实地的采访中，记者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在北京城乡接合部的少数公办小学里面几乎没有北京学生。南都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先生对本报记者表示，这些学校已经“被农民工子弟校化”了，北京本地的孩子反而很少。

    外来人口主要集中在房租便宜的城乡接合部，这些地方的公办小学涌入了很多农民工子弟。北京学生的家长面对这种情况抱有很复杂的心态。往往会想方设法地将孩子送入其他地区的学校读书。“在一些城市家长眼里，自己的孩子是不能和打工子弟一起读书的。”刘文华表示。

    祝敬可痛苦地对记者表示：“虽然如此，我也理解他们。如果我是一个北京家长，也不愿意让孩子在打工子弟为主的学校读书。”她认为，外来打工人员普遍生活压力很大，在城市打拼已属不易，在家中普遍对孩子缺乏管理，不经意间会形成一些坏习惯，孩子的学习状况也不太理想。

    一所公办校的老师告诉记者，班上少数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更难以融入学生的群体，他们感到被老师、同学歧视，心理上压抑，严重的有很强的自卑心理，性格大多内向，不容易与同学和老师沟通。

    刘文华告诉记者，农民工子女绝大多数学习成绩处于“弱势”地位，也使他们在公立学校处境尴尬，部分人不得不选择“高兴进入，无奈退出”，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子女距离公立学校渐行渐远。

    “但是，孩子是没有高低贵贱的。”在给孩子们打饭的时候，突然祝老师转身对记者说了这样一句话。她的班上有40多名学生，11月24日中午他们吃的是西红柿鸡蛋豆腐汤，没有一个回家的，“家长太忙，我们要负责孩子的午饭。”

    让孩子有学上，是城市农民工义务教育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但是近年来显现的一个现象是融入难。北京理工大学教育问题专家杨东平对记者表示：“虽然存在很多问题，但是义务教育阶段给他们安放一张书桌已不再是主要问题，更难的是融入，以新公民的心态融入城市。”杨东平认为，从城市公立学校的角度审视，“以公立学校为主”在相当多的城市难以实现，进入公立学校的农民工子女面临诸多困境。

　　打工子弟学校陷入困局

    由于农民工子女全部转入公办学校并不现实，这让“非法”的打工子弟学校仍然活跃于城市的各个角落。

    几经周折，记者来到了位于北五环外的奶西村，东北人崔克中在这里办了一家名叫文德的打工子弟学校。和大部分打工子弟学校一样，周围是大片的拆迁地。从这个地方到北苑城铁站要经过一大片没有柏油路的荒地。

    崔克中租的校舍是原来村子里的活动基地，两排平房，院子里有假山。相比很多学校，这样的条件还算可以。11月25日晚记者见到他的时候，他刚开一辆旧的面包车将一些要求接送的孩子送回家。当然这是需要收取一定费用的服务。

    崔校长原来是沈阳一所大学计算机系的老师，觉得做教育是一件有意义的事，辞职后开始办打工子弟学校。但是他做了几年后才发现：“这也是一个不简单的江湖。”

    目前他的学校仅有200多名学生，这在打工子弟学校里规模不大。他对记者表示，办学校的校长未必都懂教育，盈利是第一位的。正是因为大量农民工子女无法顺利入学，这就带来了一定的盈利空间。一些人从老家带来了老乡亲戚就开始办学，资质很差。

    在自己的学校走上正轨的时候，崔校长将学校交给一个生意人打理，自己去哈尔滨做生意，结果一年后，原本400人的学校只剩下了不到200学生。“他拖着不给老师工资，老师都走了，我真被坑苦了。”

    他告诉记者很多打工学校条件比较恶劣，管理混乱，老师的素质也良莠不齐，“有些老师为了拿奖金，甚至考试的时候就把答案写在黑板上，这样的教育方式别说传授知识了，孩子做人都成大问题。”

    令他们头疼的是拆迁问题，由于没有合法的办学资质，他们随时有被取缔的风险，一般来说，他们不会被取缔，只有在这片需要征地的时候才会被轰走。对于一些抱有短期眼光的地方政府来说，经营征地是创收，而留着这些学校则是负担。

    在他看来，打工学校的师资力量也参差不齐，有的是有几十年教龄的退休教师，也有从未有任何教学经验的地方师范学校毕业的应届生，还有一些是曾经的代课教师，由于无法转正或工资太低而外出打工的。对于他们来说教书工作只是一个权宜之计，流动很快，教学质量问题十分突出。

    一项调查显示，打工子弟学校学生的平均成绩与公办学校相比要相差10多分。这些学校的学生成绩，低年级平均80分左右,高年级平均60～70分。

    管理、资质、人员流动、频遭取缔等一系列问题的存在让多数打工子弟学校深陷多重困境。公办学校进不去，民办学校问题多多，那么夹在中间的这些孩子何去何从，对未来城市造成不良影响的隐患如何消除，仍是一道待解的难题。（记者 车辉）

来源：工人日报